读书 -《疯癫与文明》（上）：疯癫，作为一种不被理解的智慧

米歇尔·福柯，法国哲学家，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图源：网络）

“先扯两句”

我在自己的学习领域不常接触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0.15－1984.6.25)，关注到他，一是因为很多人文学科大佬都在谈他，二是他的八卦也挺精彩（多关于性，可自行搜索）……以前偶尔读过一些他的文章，觉得他的想法挺有启示意义，中文译者的功底也很强，于是假期有空，就去找了一本看着最薄的他的代表作。

这是我第一次阅读福柯的专著，我原本对法国历史、作者背景，还有相关的思想体系都不熟悉。但我想理解哲学，不仅需要更广的知识，还需要更多的阅历。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以后还有机会，回来收拾自己的幼稚。

《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狂史》从历史角度梳理了人们对“疯癫”的态度与处理方式，从而反照一些社会性的观念和问题。现在，我们身处一个被疾病深度渗透的时代，阅读此书，相信也会对生活有不一样的感受。

《疯癫与文明》一共有九章，因为内容复杂且涉及领域略广，本次书写一共分为三篇文章，每三章节作一篇整理，皆为记录与归纳我对本书的一些理解，但尚还粗浅。若有了解福柯的朋友，欢迎指教～

《疯癫与文明》豆瓣简介界面（图源：网络）

《疯癫与文明》，2003年1月出版版本（图源：网络）

第一部分

“第一章：愚人船”

【关键词：放逐】

该书第一章追溯了疯人最早的所居之处，以及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疯癫”的零散印象。那时放置疯人的容器，即“愚人船”，通过放逐疯人，反映出社会对疯癫的恐惧和征服欲。由此，福柯开始讲述人们在建构“疯癫”概念的早期过程中的一些观点。

大众对“疯人院”的最早理解来自“麻风病院”，或者说“疯癫”继承了“麻风病”带来的一系列观念结构，所以“疯人院”承袭了“麻风病院”的某些功能和意义。

首先，麻风病的消退不是得益于医学进步，而是隔离政策起了作用。但人们很难迅速转变对待麻风病的看法，即“附着于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向”，被很自然地保留下来，甚至被长久固定在反面宣传的范围。在那个范围里，麻风病被人们渲染为一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而遭到社会排斥。随着麻风病及其患者从人们的记忆退场，人们排斥的对象，就从“麻风病人”换成了“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

人们对精神病错乱者的初期印象，被文艺复兴时期的愚人船所承载。

精神病人被城市驱逐上了舟船，随波逐流，直到漂入另一座城的港口。而愚人船的存在，不仅是当局排除精神病人的手段，更作为一种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仪式，表现人们对理性的再次追寻。因为水域除了起到流放的功能，还带有净化的意味，似乎能将非理性的念头逐一洗净。同时，水流不仅象征对精神错乱者实行“绝对的过渡”，更将有理性和非理性做了“严格的社会区分”。被城市放逐的愚人，其实预示着被社会禁止的智慧，因为它代表了一切非理性的，处于秩序之外的力量，以排斥的方式被人们加以控制。

《愚人船》（1494-1510），希罗尼穆斯·博斯(荷) ，橡木油画 ，58×33cm（图源：网络）

“第二章：闭”

【关键词：禁闭】

17世纪中期，欧陆各地出现了大量禁闭所，将疯人们跟囚犯、失业者、穷人等被社会抛弃的那类人一同关押，使得疯癫逐渐有了禁闭的意味。

1656年，法国设立了巴黎总医院，连同其他规模较小的医院，开始强制性接收政府送来的穷人、病人、疯人，并为他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同时，这些机构不仅对特定人群享有终身监理的权力，还有裁决、审判和执行的权力，因为总医院并非医疗机构，甚至跟医疗毫无关系，它的成立完全出于考虑，是为了更集中地管理社会弃民。福柯称之为“一个半司法机构、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是国王在和法院之间设置的“第三种压迫秩序”。后来，法国其他城市也陆续建立了总医院。

到了18世纪，欧洲其他国家都有了监管这些弃民的禁闭所，并构成一种现实秩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某种贯穿欧洲文化的社会情感”，一种由“理性支配的时代中人们对待疯癫的情感”。而这种情感会加重人们对疯癫的排斥。

禁闭作为一种治安（按古典时期的定义，“所谓治安就是使所有那些没有工作就无以生存的人能够和必须工作的手段的总和”）手段，成为贯穿18世纪欧洲的一个社会现象，参与着社会机制的运转。因为禁闭之人也会被指派工作，但禁闭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并非由经济条件来协调，而是被道德所推动。早在古典时期，劳动的力量更多被视为一种道德魅力，而被人们所肯定；同时，这种道德魅力对不劳动之人也制造了一种精神上的约束，迫使他们用劳动来完成世间修行，得到灵魂的满足与升华。

而禁闭之人的劳动（大多是时候，体现为能力低下之人的劳动），其实对当时社会有着重要的协调作用，主要是有效缓解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史上首次全欧大战）之后的经济危机——在就业充分的时候提供廉价劳动力，在失业严重的时候防止游手好闲之人做出骚扰和起义的行动。

至此，不难承认，17世纪禁闭制度的设立标志着疯癫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时刻——“此时人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此时，疯癫开始被列为城市的问题”。

禁闭空间（图源：网络）

“第三章：疯人”

【关键词：展示】

从总医院的设立到18世纪末，被禁闭的“道德败坏者、挥霍家产的父辈、放荡的不肖子孙、亵渎神明的人、‘想放纵自己’的人和自由思想者”，共同勾勒出那个时代里人们“对非理性的体验的轮廓”。同时，疯人在被“禁闭之人”一列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因为人们在对疯癫的情感当中带有一种特殊的调子。

这种调子涉及丑闻。

首先，禁闭一般出于回避丑闻的愿望，而在封锁罪恶的同时，禁闭又显示“某种将非人的罪恶完全视为耻辱的良心”。罪恶带有制造丑闻的巨大潜力，只有不断回避、掩饰，达成遗忘，才能加以制止。

而人们对待被禁闭的疯人，却是另一种态度。

“展示疯子是中世纪一个非常古老的风俗。”德国的疯人塔设有橱窗，专门向人们展示疯人；英国的医院会设立参观精神病人的固定时间，为人们提供公开的收费展览；法国某些地区在大之前，将参观疯人视为一种周末娱乐项目……疯癫被视为一种娱乐公众的公开丑闻，一次表演行为，一个独特的景观，毫无回避之意地被人们所观看。而疯癫成为被禁闭的观看对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并非被视为人类体内包含的某种怪物，而被看作另一种“具有奇特生理机制的动物”。所以，人们认为疯人跟其他被禁闭的罪人不同，而疯人也不是病人，甚至不是人。

关于疯人有很多超自然的传闻，说人在疯癫发作时，显现出了对寒冷和疼痛的无所畏惧，这彰示着一种异于常人的生理能力。所以，人们很少从医学角度去看待疯癫，而是简单粗暴地认为那仅仅是出于一种原始兽性。早期西方文化否认动物参与了自然的理智秩序，后来，人们转而认识到动物其实是以一种威胁的气势，或者非理性的消极姿态，连同着理性去参与自然的完整秩序。人们想要从完整的自然当中去认识自己，由此改变了对动物的否定态度，使得“人的兽性”得到了正视。可他们并不想治愈这种兽性，而选择去读解，驯服和控制人类身上的兽性。

于是，疯癫作为一种非理性的，不被理解的智慧，同时被人们惩治和赞美着，从而让疯人显得与禁闭所内其他人不一样，甚至被人们的矛盾目光抬上了“有别于整个非理性的奇怪地位”。

《疯人院》（1812—1814），弗朗西斯科·戈雅（西），布面油彩，45 x 72 cm（图源：网络）

【未完待续……】

【文 献 参 考】

《疯癫与文明》，（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 ，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