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凤兰/经济日报）

“市场”说，这个锅我不背！

这几年，对明星演员片酬畸高的吐槽声音总会不时出现。春节档的票房冠军《流浪地球》也同样引发了大家类似的话题。面对资金链断裂，导演、制片、摄影、演员纷纷自掏腰包，才最终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有诚意的电影。明星片酬只有在合理的区间内，才能使更多资金投入到影片制作环节，这个理所应当的规则已经到付诸于行动的时候了。

畸高片酬，不仅让有些明星付出的努力与获得巨额财富不成正比，而且还阻挡了影视文艺界传播社会正能量的健康风气。要知道，少数演员的天价片酬与多数演员的合理收入不能一概而论。被人反感的畸高片酬消耗了过多优质资源，占据片酬总额比例过高，使影视创作不能集中力量精雕细琢，使影视资本把投资权重放在追逐流量明星的带货能力上，而不看重演员本身的业务能力和发展潜力。“畸高片酬”激起公众的不公平感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对于天价明星的恶劣样本，有人却以“一切皆是市场行为”以蔽之，但市场真能决定一切吗？“市场行为”何以成为明星畸高片酬的遮羞布？固然，演艺圈本身是站在聚光灯下的行业，一举一动必然引人关注，与通过国家经费和体制保障创造智力成果和社会效益的科学家、学者属于不同的行业范畴。科学家、学者皓首穷经、焚膏继晷、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工作需要和职业精神，当然不能和娱乐圈同日而语，两个截然不同的行业更不适合放在一起比较，但这些不能比较的原因并不能成为替娱乐业畸形开脱的理由。

事实上，“明星天价之殇”暴露的是财富的逆流和价值的错位，它无形中让不少勤奋努力的人在价值观上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很多年轻人在确立人生志愿时，想当明星，想做偶像，这是个人选择，没什么好非议的。但是，成为明星得有货真价实的业务能力，具备演什么像什么的本领，不能只看到明星的光环，不能总想走捷径雇水军，不能只为了挣大钱，而不脚踏实地地确立自己真正适合的人生方向。

对明星偶像的崇拜超过科学家，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才学与财富失衡所造成的浮躁心态和信仰危机。它使人产生对生存意义和价值的追问：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如何才能不迷失自己？人活着究竟该追求和信仰什么？谁才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追的星？在这一点上，那些生如夏花般绚烂的人用行动和价值观回应了以上问题，同时回答了“何为成功”“何为人生”“何为国家精神”这一时代话题。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女院士何泽慧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一生淡泊名利，始终住在上世纪50年代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将毕生心力奉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隐姓埋名28年，全身心投入到深奥的氢弹理论研究中；南京92岁高龄的朱悦线岁时就参加抗日战争，她自己生活非常简朴，却从1993年开始，每年都给贫困生、身患重病的农民工捐款救助……

如果有人觉得拿科学家的人生境界与明星相提并论显得牵强和矫情的话，近年来的演艺圈其实也不乏正能量的生动个案。导演吴天明是演艺界中的“异类”，他拍电影不图感官刺激，选演员不选贵的只选对的，哪位演员带助理，他就换人。他以自己的方式捍卫着电影创作的尊严，向曾经的“纯真年代”致敬。演员李雪健对演戏有着近乎吹毛求疵的认真和执着，他一生拿角色与观众交朋友，坚定而执着地走在维护演员尊严和信仰的路上。周润发身负盛名，生活却过得极简且素，还将演艺所得捐给慈善基金会。演艺圈里不乏兢兢业业做事业的典范，不缺自己功成名就不忘提携后辈、兼爱社会的名家。但是，畸高片酬却不能为文艺圈带来如许清风，恐怕更多的影响是扎戏、虚荣攀比、不思进取、捞一笔是一笔……

人生不该满足于享乐，而在于能否利人利他并承担社会责任。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责任意识始终是公民的信念之基、力量之源。而每个个体生命意义的发展和完善，需要依赖社会价值的创造和精神生活的充实，切不可沉湎于对金钱权力的盲目崇拜和声色犬马的物欲加持中，助长拜金追星、炫富享乐的腐化思想传播。

如今，面对畸高片酬引发的社会声讨，一方面要进一步监管和遏制天价片酬，矫正和消弭收入的不均等和差距鸿沟；另一方面，文化人要磨砺心性、健全人格，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同时把个人的理想和追求融入到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正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得意时耐得住寂寞，失意时经得起磨炼。即便身处繁华，仍要初心不变，怀着一份家国的情怀，保持一颗未曾蒙尘的赤子之心。这既是时代赋予每个人的气象和风貌，也是历史对美好生活价值维度的理念和定义。

（原题为《“市场行为”不是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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