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邓公终于再度出山。经过动荡岁月的洗礼，邓公的脸上布满沉着与镇定，以及更加坚毅的神情。 一段时间过后，邓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老干部太多，新人太少，无疑阻碍了大刀阔斧实行改革开放的力度，因此很有必要改一改人事当中的某些规定。就此，邓公拿出来一部分精力，专门用于思考老干部退休离休的有关问题。 而对于邓公来说，这件事最大的难处在于如何妥善处置新老交替的过渡期。要知道，直接让老干部下台的话，恐怕不太现实，甚至还极有可能引发。 因此，这个过渡期就显得十分关键且重要，也很考验邓公为人处事的能力和技巧。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邓公在1982年创造性地提出，设立包括中央和地方两个级别的顾问委员会这个过渡性临时机构。 当然，具体操作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让那些身居高位的老干部转到相应级别的顾问委员会，指导人尽快胜任岗位工作后，根据实际情况办理正式退休手续。 而且，邓公还明确表示：无论是中央顾问委员会，还是地方上的顾问委员会，都是一个临时性的过渡机构，会适时撤销，而不将其作为永久性的权力机关。 经过开会表决，邓公被选为中顾委首任主任，薄同志、许世友等人担任了副主任，同时还确定了172名委员，而他们则无疑都是党政军系统中的老干部。 由于年龄偏大，这些委员在实际工作当中难以像年轻时那样来去如风、雷厉风行，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的进度和质量。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阅历和经验依旧可以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指引后辈人胜任重要的工作岗位。 不过，西方欧美一些大国却发出了刺耳的声音，认为邓公此举不会产生实质性作用，搞不好也会像苏联那样，新老交接出现断层，最后走向分崩离析。 对此，邓公果断站出来予以驳斥：设立中顾委，为的就是防止出现新老干部交替出现断层。 而且，要相信中国的老干部，他们都是高风亮节的老前辈，一定会挑选出能够接任自己岗位的青年才俊，并赋予中国足够强大的动力。 当然，邓公是这么说的，实际上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在此之后，新老交替就逐步稳定有序开始了。根据有关数据显示，随着老干部一批又一批进入中顾委，局队伍的年龄较之前小了8-10岁。这足以证明，党的干部队伍正在稳步年轻化。 与此同时，邓公就中顾委的权限和职责作出了鲜明的表态：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这十八个字看似稀松平常，实则饱含了邓公改革老干部人事制度的决心，那就是让老干部们逐步退出权力的历史舞台。 然而，有积极响应邓公号召的老干部，也就有抗拒抵触的“老顽固”。对此，薄同志在邓公的授意之下，进行了调查和走访，发现一些地方顾问委员会中的老干部看似是顾问，实则仍旧掌握着极高的权力，甚至偶尔还会呼风唤雨、只手遮天。 说白了，很多老干部还是不想“放权”，并不甘心老老实实地做一名真正的顾问。 对此，薄同志拍桌表示：既然当了顾问，就要有顾问的样子，该放权的就完全放权，全力支持新领导班子，多给新人提建议，而不是发牢骚，更不能用人脉关系网行掣肘之事，也别提一些无理蛮横的过分要求，一定要团结新人。 而在中顾委，邓公也为此专门开会，重申了顾问这个职位的义务和责任，提醒老干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与此同时，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建立也在紧张有序进行中。不过，就当这一制度逐渐开始试行，并稳步推展开来之时，关于是否撤销中顾委的问题，大家议论纷纷，嘈杂之声也越来越大。 直到1989年，邓公终于拍板表态：中顾委一定要撤销。而且，就在当年11月，邓公正式公开宣称退休，以实际行动作出了表率，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然而，有一些老干部始终不愿意完全退休，还是想着攥紧手中的权力。对此，中顾委副主任薄同志在一次大会上严肃表示：中顾委的使命已经完成，必须撤销。那些贪恋权力之人，最好尽快打消不切实际的念头和想法。 此言一出，全场起立鼓掌，而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也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不情愿地拍起了双手。1992年，大局已定，中顾委正式撤销。之后，老干部凡是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一律按照规定走退休手续。 回顾中顾委的设立及撤销历程，既充满了人情味，也暗含了一定的斗争与博弈，但更多的是表达了邓公对于中国建设和发展前路的思量与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