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们高考时，是分数公布后才填报志愿的。在云南，我的考分算是蛮高了，但限于家庭经济原因，父母要我选择去读无需伙食费的师范大学。那时我15岁未满，自然都听父母的，因此选择就只有两个，要么北京师大，要么华东师大。尽管在此之前，北京上海都只在图片和书籍中见过，但我竟然毫不犹豫选择了上海，第一、二、三志愿填的都是华师大，中文系、教育系和历史系。可能这就是缘分吧。被教育系录取后，我得知同级入校的那位中文系同学考分并不比我高，让我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

中文系中的格非同学写过一篇题名为《师大忆旧》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刚一进校，我们即被高年级的同学告知：成为一个好学生的首要前提就是不上课……我们当时少不更事，不知学术为何物，只玩性未泯，便喜出望外，将其奉为金科玉律……好在老师们大都宅心仁厚，从不与学生为难，我们即便不去听课，却能考个七八十分并非难事。”诚哉斯言。当是我之时，只除了心理学和大学语文，这些课程，我十之不得意，就常常翘课，看那些开禁不久的世界文学名著，或蹭听中文系的小组讨论，或喝酒踢球，或到文史楼通宵亮灯103教室里写诗、写散文或小说。这可以肯定，在教育系师生眼里，我四年间，都不是一个好学生。但令我感激终身的是，因为对这些课程仅知一鳞半爪，在1985年的毕业典礼上，被母校误认为“云南师大的中文系”毕业生，以至于连云南省也以为华东师大的荒唐走板搞错了！

说起来，其实我的游荡是有由来的。我记得是在入学后的某个月亮很白的晚上，一群人聚集在明亮而简陋空房间里，为夏雨诗社招新成员举行赛诗会。你可以想象，当文学热潮如火如荼地席卷高校，那参与的人必定也是乌泱泱的一群。我紧皱眉头，在规定时间内作了一首叫《白墙》的短诗歌，它意外地获得了比赛第一名，并登上了次日校刊。我那刚刚进入十六岁的小心脏啊，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荣誉感到非常激动。

遗憾的是，《白墙》之后，我再也无法创作出像样的作品。不过没多久，又成立了华东师大的散文社，还出版了《散花》杂志。我送去了大量自认为是小说或散文但实际内容模糊的事物，而第一期《散花》就刊登了一篇关于童年的回忆文章，还被赵丽宏选入他们杂志发表——这是第一次变成铅字，让我兴奋又骄傲。一发而不可收拾，由此开始，每篇作品似乎都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发表：《童年的秋天》、《学院六人图》，甚至连北村先生转载的情节也不乏其例。

文史楼103教室成了我们夜以继日工作的地方——因为宿舍关灯后，这个地方成了陈丹燕、戴舫、祝春亭等人的秘密基地。在九十年代末，当阮光页先生提出“华东师大作家群”这一概念时，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因为就在那个时代，有这样一批人，他们以文学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不断探索着自己的世界。

话说来，当王焰任职社长的时候，他和格非做主编，我们负责编辑出版杂志。而王焰和格非都是天天向上的好孩子，所以他们绝不会耽误学习，所以主编杂志，就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不幸的是，那些最初塞进杂誌里的故事，如《城疫》、《烧炭老人》，后来竟然还有人把它们发表给别的地面媒体，这让我深感愧疚，因为原本这些应该是纯粹的心灵输出，而现在却变成了其他目的下的工具。所以三十多年之后，我必须对王焰和格非假装没看见宽宏大量，再次表示敬意。

当然，也有一些讲座，与李泽厚、李欧梵等前辈一样，他们的话语仿佛迷雾般轻轻飘落，却让人久久不能忘怀。而每一次他们踏足华东師大的演讲厅，无疑都会将文化与文学浓缩成一种独特气息，使得任何时候都不曾失去它所吸引人的魔力，即使是在八十年代火热的时候，也能吸引到各界宾客围观，如程永新、高阳等众多大家。但每一次结束，都像是风起云涌般消逝，不留下痕迹，只留给我个人作品讨论会上的温暖回忆，那场活动中陈村教授及其他许多已成名者亲临捧场，让今天看来仍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