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们高考时，分数公布后才填报志愿。在云南，我的成绩算是相当不错，但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我父母要我选择读师范大学。那时候我15岁，还未满18岁，所以一切听父母的指挥。因此，我只能选择两个学校：北京师大或华东师大。我虽然在此之前只在图片和书籍中见过北京、上海，但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海。我的第一、二、三志愿都是华东师大的中文系、教育系和历史系。这可能就是缘分吧。被教育系录取后，我得知同级入校的中文系同学成绩并不比我低，让我有些郁闷。

记得刚进校时，我们即被高年级同学告知：“成为一个好学生的首要前提，就是不上课……我们当时少不更事，玩性未泯，不知道学术为何物，自然喜出望外，奉为金科玉律……好在老师们大都宅心仁厚，从不与学生为难，我们即便不去听课，考前突击两周，就能考到七八十分也不难。”诚哉斯言。当是之时，只有心理学和大学语文这两门课程是我喜欢的，其余课程，我十之八九都不去上课，而是常常翘課跑图书馆看那些新出的世界文学名著，或蹭听中文系的课，或喝酒踢球，或去文史楼通宵亮灯的103教室写诗写散文。可以肯定，在四年的时间里，在教育系师生眼里，我不是个乖巧的小伙伴。但令我感激终身的是，因为对教育系课程了解程度仅限于皮毛，当1985年毕业时，因为对这些课程所知甚少，母校居然给了我“云南师大中文系”的毕业证书，以至于连云南师大的人都以为华东师大的孩子脑袋没用！

说起来，这些年的荒唐其实有它由来。在我们入学初期，有个夜晚，一群老一辈的人为了夏雨诗社招募新成员，在一间明亮简陋房间举办了一场新同学赛诗会。你可以想象，那时候文学热潮正盛，在高校里若不能加入文学社团，那真是一种丢脸的事情。我那天参加赛诗的人必定也是乌泱泱的一片。学长们如今已成明星般闪耀，让我们仰望天空俯视身边景象，用十五分钟自拟题目作一首诗，无论长短。我那时候紧皱眉头，却在规定时间内创作了一首《白墙》，现在早忘记了内容，但当晚意外地赢得了第一名，并登上了次日的校刊。我那个刚进入十六岁的小心脏啊，如同今天买彩票中五百万的大奖者一般兴奋。

于是就成为了夏雨诗社的一员，对自己似乎注定要为文学而生。不过遗憾的是，《白墙》之后，再也没有能够写出几行好的文字。但幸运的是，不久后查建渝、祝春亭等老资格成员又成立了华东师大散文社，还创办了一份杂志《散花》。我送去了大量小说与散文稿件，他们第一期杂志就发表了那篇《赤足童年》，还被赵丽宏选到他们杂志公开发布——这是第一次变成了铅字版，是多么让人骄傲！于是乎，一发不可收拾，每篇文章发表，都像是梦一样美妙。而我们的宿舍关灯之后，最熟悉的地方，就是那个通宵亮灯的103教室——那里曾经出现过陈丹燕、戴舫、祝春亭等人的身影，也许还有其他人的回忆。

话说，当出版社阮光页先生提出“华东師大的作家群”这一概念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有感到惊讶，因为那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深受文学影响。而且王焰作为主编，他和格非都是天天向上的好学生，因此主编《散花》的工作，就成了这个杂牌军中的主要任务之一。不管是在《城疫》、《烧炭老人》这样的作品中，都有一种私货塞进来的感觉。但尽管如此，这些作品还是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发表，比如北村推荐发表在《福建文学》上的《城疫》，或者陈村推荐发表于《清明》的《烧炭老人》。

最后，要对王焰和格非他们假装没看见宽宏大量表示敬意，他们让我能够做到这一切。而对于李泽厚、李欧梵等前辈，以及施蛰存等老师，他们讲演总能布下文化雾霭，使人们久久缭绕，即使声名显赫者也愿意留下来交流讨论，如王安忆、陈村等大家。这一切让我至今仍觉温暖。此刻回想起1985年即将毕业离校前的个人作品讨论会，那些成名人物亲临捧场的事迹，更是令人怀念至深。（摘自本人小说集）

2015年4月17日于昆明西坝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