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们高考时，分数公布后才填报志愿。在云南，我的成绩算是相当不错，但受限于家庭经济状况，我不得不选择读师范大学。那时候我15岁，还未满18岁，所以一切听父母的指示。因此，我只能选择两个学校：北京师大或华东师大。我在北京上海都只在图片和书籍中见过，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海。我填写的志愿全都是华师大的中文系、教育系和历史系。也许这就是缘分吧。当我被教育系录取后，得知同级入校的中文系同学成绩并不比我低，这让我感到非常失望。

记得刚进校时，我们即被高年级学生告知：“成为一个好学生的首要前提，就是不上课……我们当时少不更事，玩性未泯，不知道学术为何物，所以自然喜出望外，奉为金科玉律……好在老师们大都宅心仁厚，从不与学生为难，我们即便不去听课，考前突击两周，就能考到七八十分也不难。”诚哉斯言。当时除了心理学和大学语文课程之外，我对教育系设置的其他课程都不感兴趣，因此经常翘课，在图书馆看那些新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或蹭听中文系的课，或喝酒踢球，或去文史楼通宵亮灯的地方写诗、散文。这可以肯定，在四年的时间里，在教育系师生的眼里，我从来不是个好学生。但是，因为对这些课程了解很少，当1985年毕业的时候，因为分配证上的“云南师大中文系”，母校竟然给我填写成了“华东师大中文系”，连云南師大的人都以为华東師大學荒唐走板，把情况搞错了！

说起来，其实我的无所事事有其由来。在我们入学初期，有一天夜晚，一群包括李其刚、宋琳、徐芳、张小波等人的夏雨诗社招募新成员。在那间明亮而简陋的小房间里，他们举办了一次新同学作诗会。你可以想象，那时候文学热潮正盛，在高校中若是不加入文学社团，那简直太丢人了。所以在那个月光洒满白色的晚上，当15分钟内自拟题目作一首诗歌长短参差无定的场合下，我紧皱眉头，用规定时间内创作了一首叫《白墙》的短篇作品，没有记录具体内容，但当晚意外地赢得第一名，并登上了次日校刊。我那个刚进入16岁的小心脏啊，如同今天买体彩中五百万的大奖者一般激动。不久之后，即成为了夏雨诗社的一员，对自己似乎注定要投身于文学界深信坚定。

遗憾的是，《白墙》之后，再也无法持续创作出优美文字。不过没多久，又有查建渝、祝春亭等学长成立了华东師大散文社，还创办了刻印《散花》杂志。我送出了许多不知小说还是散文的手稿，其中之一发表在《散花》第一期，被赵丽宏选登至他们刊物——那是我第一次变成铅字，也是我有生以来最傲娇的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以后的文章陆续发表，《童年的秋天》发表于《儿童文学》，小说《学院六人图》被转载至《小说月报》，于是文史楼103教室成了我们的夜宿之所——因为在四年的时间里，一批批人的身影，都曾穿梭于这个通宵亮灯的地方。

随着时间流逝，当出版社阮光页先生九十年代末提出“华东師大人士群”这一概念时，我一点惊讶感也没有。话说王焰担任主编期间，与格非合作编辑杂志，是一次美好的经历，他俩都是天天向上的好孩子，从不会耽误学习，所以主编工作就落到了一个杂牌军手中的位置。虽然最初将一些私货塞进杂志，但如今回忆起那些作品，如《城疫》、《烧炭老人》，它们最初是在这里见世面，它们现在已经远扬海外，而评论与推荐，也已成为过去。而对于王焰和格非他们假装没看见宽宏大量的事实，我必须表示敬意。

最后，由於三十多年后的今日，对此情此景仍怀念且感激，让我再次站出来，为王焰他们假装没看见宽宏大量的事实表示由衷敬意，以及对那段青澀歲月充滿無限懷念與感激的心情。这是一段关于梦想实现途中的点滴回忆，是关于青春时代追求真理与艺术的一段传奇故事，是关于友谊与爱情交织的人生旅程。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未来如何发展变化，只要有这样的记忆，就足以让我们坚守自己的追求，不忘初心，为梦想奋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