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大事件免费观看完整版：我的师范大学故事

1981年，我们高考时，分数公布后才填报志愿。在云南，我的成绩算是相当不错，但受限于家庭经济状况，我不得不选择读无需伙食费的师范大学。那时我15岁未满，自然都听父母的，因此选择就只有两个：要么北京师范大学，要么华东师范大学。尽管在此之前，北京上海都只在图片和书籍中见过，但我竟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海，我第一、二、三志愿填的是华东师大的中文系、教育系和历史系。也许这就是缘分吧。被教育系录取后，我得知同级入校的那位中文系同学成绩并不比我高，这让我感到有些失望。

中文系的格非老师曾经写了一篇题名为《师大忆旧》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刚一进校，我们即被高年级的同学告知：成为一个好学生的首要前提就是不上课……我们当时少不更事，玩性未泯，不知学术为何物，自然喜出望外，奉为金科玉律……好在老师们大都宅心仁厚，从不与学生为难，我们即便不去听课，考前突击两周，考个七八十分并非难事。”诚哉斯言。当时除了心理学和大学语文以外，无论哪门课程，都让人觉得枯燥无味。我常常翘课，在图书馆里翻阅那些刚开禁的大量世界文学名著，或是在中文系举行的一些公开讲座中偷偷学习，或是在文史楼通宵亮灯的地方写作诗歌或散文。这可以肯定，在四年的时间里，在学校眼中，我一直不是一个勤奋的同学。但最令我感激终身的事情发生在1985年毕业那一年，因为对教育专业课程仅有浅尝辄止，对分配证上的专业信息——“云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母校居然进行了错误填写，以至连云南省都以为华东师大荒唐走板，将我的专业搞错了!

说起来，这段时间里的放荡生活也有它由来。记得入学初期，一群包括李其刚、宋琳、徐芳、张小波等人的夏雨诗社为了招募新成员，就组织了一次新生赛诗会。你可以想象，那时候文学热潮席卷高校，每个人都不加入文学社团，那简直太不可思议。在那个月光洒满白色的夜晚，当天气清冷而又舒适的时候，他们邀请我们参加赛诗活动。一共十五分钟内自拟题目作诗，你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吗？新生的脸上出现各种各样的表情，有些惊讶，有些困惑，也有意外惊喜。而我，却紧皱眉头，用规定时间内创作了一首叫做《白墙》的短小精悍的小诗。当晚，它意外地获得了第一名，并且登上了次日校刊。我那个还没完全成熟的心脏啊，那种感觉仿佛是我赢得五百万彩票一样兴奋。

然而，《白墙》之后，我竟然再也无法像那样自由畅快地创作出优美之词。不过很快，又有一群老资格的人士成立了华东师大的散文社，还发起创办了《散花》杂志。我把一些小说或者散文投递过去，而第一期杂志就刊登了那篇《赤足童年》，并且被赵丽宏选到他们杂志正式发表。这是我第一次变成铅字，让人骄傲至极。一发不可收拾之后，再次发表作品，如《童年的秋天》、《学院六人图》，均受到青睐，被转载至其他重要媒体... 文史楼103教室，就这样成了我们的夜间避风港——因为在四年的时间里，只要宿舍关灯后，没有几个人不会频繁出现这个通宵亮灯的地方。

所以，当阮光页先生九十年代末提出“华东师大作家群”的概念时，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话说回来，当王焰担任散文社长，他和格非都是天天向上的好学生，所以主编《散花》，就成了我这个杂牌军唯一可做的事。我必须承认，这本集子里的许多小说最初都是私藏塞给《散花》的私货。但尽管如此，《城疫》后来被北村发表于福建文学1986年第一期，而同期还有六篇评论伴随着它发布；陈村老师推荐发行于清明1985年第四期的小说《烧炭老人》，但论源头，都追溯到华东師大的散文社。这让我感到深深忧愁，因为原本应该是一本纯粹关于校园文化与文学交流的话题却因为强塞自己的作品而变得混乱无序！

格非老师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学校中的演讲报告会和研讨会盛况，与别处相似”，但对于此言，我持不同意见。李泽厚、李欧梵等前辈们，以及近水楼台的施蛰存、许杰等，他们，即使是在火热八十年代，也不是任何所谓“请客”所能轻易达到的。如果他们每一次演讲，“往往早已人满为患，有时甚至连窗户外和走廊里都围好了好几层”，你可能挤不过去，但是他们总能将文化与文学雾霭笼罩，使其长久缭绕，以至于声名显赫者如王安忆、陈村等，都愿意留下来流连。此刻回顾1985年的离校仪式，一场关于我的个人作品讨论会，由王焰组织，当时许多成名前来捧场的人物，让我依稀感怀温暖。

(摘自本人小说集《城红滇绿·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