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们高考时，是分数公布后才填报志愿的。在云南，我的考分算是蛮高了，但限于家庭经济原因，父母要我选择去读无需伙食费的师范大学。那时我15岁未满，自然都听父母的，因此选择就只有两个了，要么北京师大，要么华东师大。尽管在此之前，北京上海都只在图片和书籍中见过，但我竟然毫不犹豫选择了上海，第一、二、三志愿填的都是华师大，中文系、教育系和历史系。可能这就是缘分吧。被教育系录取后，我得知同级入校的那位中文系同学考分并不比我高，让我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

中文系的格非同学写过一篇题名为《师大忆旧》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刚一进校，我们即被高年级的同学告知：成为一个好学生的首要前提就是不上课……我们当时少不更事，玩性未泯，不知学术为何物，自然喜出望外，奉为金科玉律……好在老师们大都宅心仁厚，从不与学生为难，我们即便不去听课，只要考试前突击两周，就能考个七八十分并非难事。”诚哉斯言。当是之时，我除了心理学和大学语文，对于教育系统设置的一些课程，我十之都不喜欢，所以常常翘课，用这个时间看那些开禁不久的大众文学名著，或蹭听中文系的小组讨论，或喝酒踢球，或到文史楼通宵亮灯的地方写诗、散文或小说，这些东西。我可以肯定，在四年的学习期间，在教育系统里的人眼里，我从未是个好学生。但令我感激终身的是，因为对这些课程仅仅了解皮毛，当1985年毕业时，因为对这些课程所知甚少，即使是在云南师大的报告证上，也居然给出了“云南师大中文系”的错误信息。

说起来，其实我的逃避有一定的由来。我记得进入学校之后，一次中秋节后的夜晚，那些已经成熟且才华横溢的小伙伴们，为新成立的小夏雨诗社招募新成员，在一个明亮而简陋空房间里举行了一场新生作诗比赛。你可以想象，那时候文学热潮正如火如荼，而高校内若不是加入文学社团，便显得有些落伍。因此，在那个月光洒满白色的夜晚，有着各种各样的表情参加者之一，我紧皱眉头，用规定时间内创作了一首叫《白墙》的短诗歌，它好像只有十几行左右，没有详细记住，但当晚，却意外地获得了第一名，并登上了次日校刊。这份意外让我心里跳跃得像赢了一百万一样惊喜。不久之后，我成了夏雨诗社的一员，以为自己注定要投身文学世界。

遗憾的是，《白墙》之后，再也没有创作出任何值得称道的地平线。我幸运的是，不久后查建渝、祝春亭等老学长又成立了华东师大的散文社，并创办了《散花》校园杂志。我将那些不知道是小说还是散文作品送去，最先发表的是那篇《赤足童年》，还被赵丽宏老学长选入他们杂志发表——这是第一次变成铅字的人，这种自豪无法用言语形容。一发而不可收拾后来，他们杂志上的我的散文《童年的秋天》，以及小说《学院六人图》，分别在《儿童文学》、《奔流》及转载至《小说月报》上发表……于是我们的宿舍关灯后的福地——大家知道，每个人的身影，都曾经历这一切。在那通宵亮灯的地方，是我们夜不能归宿的地方。而对于王焰等人提出“华东師大的作家群”这一概念时，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话说到这里，大约传承到了81级的时候，当王焰任职社长，与格非共同担任主编工作。由于他们天天向上的态度，他们从未耽误过学习，所以主编起雑誌來，就成了这本集子里的故事。此刻回想起，那些最初私藏塞进杂誌裡的小说，如《城疫》与稍长一些如《烧炭老人》，它们最初只是私货，被悄悄塞进杂誌內部出版。不过，《城疫》後來於北村先生發表於福建雜誌1986年的第一期，而陳村教授推薦發表於清明雜誌1985年的第四期，但是論其源頭，都應追溯到華東師大的散文社。大约三十多年之后，对于王焰和格非假装没看见宽宏大量的事实，以及他们对我的假装忽视，这让我必须以敬意回应。

然而，有一些事情让我们不得不同意，比如李泽厚、李欧梵等前辈们，以及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钱谷融戴厚英裘小龙李劼等老师们，他们虽然在80年代火热期间，也不是每所学校请到的。这虽然如此，他们讲演总会布下文化与文学の雾霭，使其经久缭绕笼罩，以至于当时声名显赫者，如王安忆陈村马原苏童程永新吴亮孙甘露北村等人物，都愿意留居华东師大小住流连记忆。在离校前的某一次活动中，由王焰组织的一个个人作品讨论会上，有许多成名人物亲临捧场，使现在仍旧温暖心房。

(摘自本人小说集 《城红滇绿·后记）2015年4月17日昆明西坝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