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们高考时，分数公布后才填报志愿。在云南，我的成绩算是相当出色，但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我父母要我选择读师范大学。那时候我15岁，还未满18岁，所以一切听父母的指引。因此，我只能选择两个学校：北京师大或华东师大。我虽然在此之前只在图片和书籍中见过北京和上海，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海，因为那时的文学热潮让我心向往着那些文人的世界。所以，我填上了华东师大的三个专业：中文系、教育系和历史系。也许这就是缘分吧。当被教育系录取后，我得知同级入校的中文系同学成绩并不比我低，这让我感到有些失落。

记得刚进校门，我们即被高年级的同学告知，要成为一个好学生首先要避开课堂……我们当时还是些天真烂漫的小孩，不懂学术之道，只觉得这很酷，遂奉为金科玉律……幸运的是，老师们都很善良，从不与学生为难，即便我们不去上课，只要临近考试就拼命学习两周，也能拿到七八十分而已。这段经历，让人既感慨又有趣。

除了心理学和大学语文，这里的课程我十全十美喜欢，就常常翘课去图书馆翻阅那些新出的世界文学名著，或蹭听中文系的课，或喝酒踢球，或去文史楼通宵亮灯的地方写诗、散文。我可以确定，在四年的时间里，在教育系眼中，我绝不是个好学生。但最让我感激的是，那次毕业因为对这些课程了解程度有限，当分配证书时，他们居然给我标注“云南师大中文系”，连云南师大都以为华东师大荒唐走板了!

说起来，有一些事情是有原因的。在入学后的那个月明星光辉夜晚，一群来自夏雨诗社的人组织了一场新生赛诗会。你可以想象，当文学热潮如火如荼地燃烧在高校里，而我们却没有加入文学社团，那简直太丢脸了。所以，在那个月亮清晰透亮的晚上，我们必然成为了乌泱泱的一群新生。学长们像是今天的心头宝，让我们抬头观天下望身边，你必须在十五分钟内自拟题目作一首诗，无论长短。这场景下的表情，说来惭愧，现在还记忆犹新。而那一刻，最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我的《白墙》竟然获得第一名，并登上了校刊。我那尚未成熟的心脏啊，被这样的荣誉击得跳跃一般。

于是成为夏雨诗社的一员，对自己感觉自己注定要为文学而生。而遗憾的是，《白墙》之后，再也没能写出像样的文字。不过没关系，因为不久后查建渝、祝春亭等学长们，又成立了华东师大散文社，还创办了《散花》杂志。我把那些不知是小说还是散文作品送去了，其中第一期《散花》就发表了一篇叫做《赤足童年的东西》，并且由赵丽宏选到了他们杂志公开发布——这是第一次变成铅字，使我的傲娇难以言传。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后来的文章，如《童年的秋天》，发表在《儿童文学》上；小说《学院六人图》，被转载至《小说月报》……

我们的宿舍关灯之后，陈丹燕、戴舫等人的身影，都曾在这个通宵亮灯的地方出现过，所以当阮光页先生提出了“华东师大作家群”这一概念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话说到这里，王焰任职于散文社期间，他是我以及格非主编编辑集子中的正副主编之一。他俩都是天天向上的好孩子，从不耽误学业，所以主编集子，就成了一个杂牌军的地位。在那里面的很多故事，如短篇小说《城疫》，或者稍长点的小说如《烧炭老人》，最初都是私藏塞进集子的秘密品种。但尽管如此，《城疫》的故事后来被北村发表于福建文学1986年第一期，而评论方面也有六篇超过它长度的大评论；陈村推荐发表了更长版本的小说，但论起源，都追溯到华东師大的這個小團體。而今三十多年过去，由衷敬意之情，对王焰及格非假装看过去宽厚待遇表示赞赏。

关于演讲报告会或研讨会的情形，与其他学校可能并无二致，这也是格非所说的那样。但对于李泽厚、高鹤度这样的前辈，以及施蛰存等，他们即使是在80年代，也不是任何地方随便请到的嘉宾，每一次讲座，都带来了文化与文学深邃的话题，让大家久久不能忘怀。而当2005年即将毕业离校的时候，王焰他们组织了一场个人作品讨论会，那些名字响遍江湖的人物，如陈村，都亲临其间，为此事实温暖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