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们高考时，是分数公布后才填报志愿的。在云南，我的成绩算是相当不错，但因家庭经济限制，我只能选择读无需伙食费的师范大学。那时候我15岁未满，自然听父母的，因此选择就只有两个：北京师大和华东师大。尽管在此之前，北京上海只在图片和书籍中见过，但我竟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海。我第一、二、三志愿都填的是华师大：中文系、教育系和历史系。可能这就是缘分吧。被教育系录取后，我得知同级入校的那位中文系同学成绩并不比我低，让我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

中文系的一位格非同学曾写过一篇题名为《师大忆旧》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刚一进校，我们即被高年级的同学告知：成为一个好学生的首要前提就是不上课……我们当时少不更事，玩性未泯，不知学术为何物，自然喜出望外，奉为金科玉律……好在老师们大都宅心仁厚，从不与学生为难，我们即便不去听课，考前突击两周，考个七八十分并非难事。”诚哉斯言。当是之时，我除了心理学和大学语文以外，一些课程让我十之八九都不喜欢，就常常翘课跑图书馆看那些新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或蹭听中文系的课，或喝酒踢球，或到文史楼通宵亮灯的地方写诗、散文。这可以肯定，在教育系师生眼里，我整整四年都是一个不好同学。但令我感激终身的是，因为对这些课程仅有皮毛了解，在1985年毕业的时候，被母校误认为是我分配证上的“云南师大中文系”，以至于连云南省也以为华东師大的确荒唐走板，有点搞错了！

说起来，我对这些年的“不务正业”也有它由来的原因。我记得入学初期，那个中秋节后的某个夜晚，一群夏雨诗社的人在明亮而简陋的一个空房间里举办新同学赛诗会。你可以想象，当那个文学热潮如火如荼地燃烧着，在高校里如果没有加入文学社团，那简直太丢人现眼了。因此，在那个月光洒满白光的大晚上参加赛诗的人必定也是成群结队。那时候照片中的学长们像今天的小明星偶像，让我们仰望天象俯视身边十五分钟内自拟题目作诗一首，无论长度。我紧皱眉头，在规定时间内作了一首叫《白墙》的短小作品，其实只有十几行，当晚意外地获得第一名，并登上了次日校刊。我那刚刚进入十六岁的小心脏啊，如同今天买体彩中五百万的大奖者一般兴奋。

于是成为了夏雨诗社成员，对自己命中注定要追求文学这一事实深信不疑。遗憾的是，《白墙》之后，再也无法创作出第二首好的作品。不过之后，不久查建渝、祝春亭等成立华东師大的散文社，还创办了刻印杂志《散花》。送去了一堆不知是小说还是散文东西，他们第一期杂志就发表了一篇《赤足童年》，还让赵丽宏选到了他们刊物上，这是我第一次变成铅字，使得从此以后不能收拾下去了。

后来我的散文《童年的秋天》发表于《儿童文学》，小说《学院六人图》被转载至《奔流》，甚至再次被转载至《小说月报》……所以说我们的宿舍关灯后，最爱聚集的地方，就是那个通宵亮灯的地带——因为就在这四年间，每个人，都曾经历过这个地方。而当出版社阮光页先生提出“华东師大作家群”这一概念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话说回来，当王焰出任主编，我们成了主编，他和格非都是天天向上的好孩子，所以他们不会耽误学习，而主编则成了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在那本集子里的很多故事，如短篇小说、《城疫》，或稍长一些如 《烧炭老人》，最初都是私藏塞进杂志里的私货。一旦发表，比如北村发表于福建文学1986年度第一期，上面还有六篇评论配发，与之相比；陈村推荐发表于清明1985第四期，但论源头，都追溯到华東師大的散文社。这份愧疚来自于原来说，《散花》应该是一本纯粹关于校园散文的小册子，你却把自己的小说强塞进去，这纯属滥用职权!所以三十多年过去，对王焰和格非假装没看见宽宏大量的情谊，要向他们表示由衷敬意。

最后谈谈学校活动，那些演讲报告会及研讨会盛况恐怕别处也难以媲美。但李泽厚、李欧梵等前辈，以及施蛰存等近水楼台般的人物，即使是在80年代，也不是任何所谓请客就能请到的。在他们每一次讲座，“往往早已人满为患，有时甚至连窗户外和走廊里都围了好几层”，你可能挤不过去，但每一次，他们都会布下文化、文学雾霭，以至于声名显赫者，如王安忆、陈村等，都愿意留宿流连其中。此刻回想起1985年的毕业离校前的个人作品讨论会，由王焰组织，当时许多成名前来捧场，为我提供温暖支持，此情此景令人依旧怀念。

(摘自本人的小说集·后记)

2015-04-17 昆明西坝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