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5年里，英语报纸所经历的变化中，最为深远且显著的莫过于它们对艺术领域报道内容和质量的大幅下降。对于四十岁以下大多数读者而言，想象一下当时高质量文艺评论遍布大城市各报简直难以置信。然而，在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批评集萃中，大部分内容都是由这些日常新闻文章组成。而今，我们不禁赞叹那些精湛内容曾被普及性日报接受发表的事实。

我们与那些在英伦从20世纪初到二战前夕期间出版的、无拘无束、随意放纵的新闻评论相去甚远。在那个时代，新闻印刷成本低廉，而优雅的情境批评则被视作其刊物上的装饰品。当时，那些主流媒体中的评论家们写得既详尽又长篇，他们把自己的职业当作一份严肃工作，即使是像乔治·伯纳德·肖和埃内斯特·尼威曼这样的轻松自如的人，也能保证他们所谈论的是切身之事。

这些人认为新闻是一种神圣的事业，对此感到骄傲，并因此在日常杂志上发表作品。新曼说：“如此少有才华或智慧充足的人能够自己撑起这门工作，所以我几乎要将‘记者’这个词定义为讽刺，用来指责那些不受阅读的人对无法阅读之人。”遗憾的是，这些卓越之辈几乎已被遗忘了。

内维尔·卡杜斯，他从1917年至1975年间担任《曼彻斯特卫士》的音乐评论家，现在只因他的关于板球的小说著称。他活着的时候，还是英国最重要的古典音乐评论家之一，而且他的风格广受赞誉，以致于他1950年的自传成了畅销书。他还获得了1967年的勋爵荣誉，这是首位获此殊荣的音乐评论家。但现在，只有一本他的书还在发行，其庞大的音乐作品仅限于专业人士了解。

卡杜斯是否会迎来复兴？这种可能性似乎渺茫。记者界已经改变方向了，不久前就发生过；后现代读者对于那种富丽堂皇、Victorian式语言毫无吸引力。此外，业余文化批评趋势正在迅速倒退。